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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数字技术，祸兮福兮？在立法上，我们不应只看到弊端，那样的话就会把数字法当作数字技术“管制法”。法学者也好，立法者也好，要改变思路，要客观地看到，数字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福祉。这包括：一、个人赋能，AI 推动知识处理能力跃升、智能家居、出行平台、外卖配送、在线课程教育、数字支付、远程医疗、健康与生命科学突破。二、经济发展与创新提升，算法优化、智能制造提升生产率，降低成本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催生新产业，全球合作降低成本。三、社会连接与文化创新，社交网络、视频会议、即时通讯让人类关系的时空边界显著缩小，全球连接与社交方式重塑、数字平台促进跨文化理解、让普通人共享AI创作工具、数字艺术平台。四、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现代化。更精准的公共服务，如交通管理、环境监测、应急响应等“城市大脑”；实时数据、在线公开、区块链追踪等提升政府透明度与责任性，还有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益方面的福祉。如果不看到这些福祉的潜力、机遇与资源，那么数字立法就会盲目甚至是逆动的。

　　立法者应当更多地看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，才能通过法律来激发和促进科技创新活力。所谓“促进创新”就是挖掘数字技术福祉赋能的潜力；所谓“防范风险”，不是管死AI，而是要用精准适配的监管方式来规制风险，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。何况，数字技术的许多风险和弊端是动态的、阶段化的，有些可以通过技术改善。如果不看到弊端，会导致技术应用放任；如果视技术为洪水猛兽，则会导致过度监管。理论上大家都赞成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达成平衡，但问题是如何达成，这是数字时代立法最难的难题。

　　比如，以人工智能立法为例大致有三种类型。一是欧盟《AI法案》为代表，注重安全与人权，以风险等级为立法主轴，按领域（司法、医疗等等）区分AI风险等级，强调事前合规，将AI视为可控的制度性风险源，系统性强但合规成本高。二是美国为代表，注重创新与市场，不设统一AI法，虽然近期也有推进政策统一的动态，通过既有权利法体系回应AI问题，以司法救济为中心，但事后救济为主，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。三是韩日新等亚洲国家为代表，虽然走科技创新与发展的路径，但以成文立法来支持人工智能在安全可信条件下的创新与应用。

　　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以国家治理目标与社会秩序稳定为核心，分领域规制算法推荐、深度合成、生成式AI等，强调技术向善，执行力强、前置性明显，但权利关系结构与责任分配尚不明确。国家网信办、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分布的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采用“发展和安全并重”“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”和“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”。在第三条中，什么是“包容审慎”？“怎么分类分级”？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又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，监管政策和方式设计是我们的难点之一。监管往严格方向就是欧盟式，往宽松方向就是美国式。这从立法上来讲很难，我们关于AI“能—智—事”研究关注的重点就聚焦于这一立法难点。今年两会期间强调加快人工智能立法研究，我相信不久将来，中国人工智能法可能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第四种范式。

　　如何重塑“同意”机制？第一，从“一次性同意”转向可持续、可撤回的同意，关键数据用途变更时必须重新触发同意。第二，从“形式告知”转向可理解的信息揭示，平台要说明“你同意之后，平台能对你做什么”。第三，从“用户承担选择成本”转向平台的结构性义务，即使用户同意，某些高风险用途也不得合法化，平台必须默认采取最小必要的数据方案。第四，从“个体点击”转向制度性与技术性替代机制，通过默认保护规则和技术嵌入式约束减少对同意的依赖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您曾提出司法信息化应设人文“止境”与三项原则。在智慧司法全面推进的背景下，如何避免这些原则被虚化，真正成为不可突破的刚性红线年我发表《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“止境”》，针对当时司法信息化热潮，认为法学应反思司法信息技术如何才能不偏离司法规律和人的目的。文章提出必须设定“止境”，强调三个原则：第一，避免对当事人公平受审权的威胁；第二，避免对司法尊严和法庭神圣性的侵蚀；第三，避免过度迷信和依赖智慧司法。

　　值得庆幸的是，最高法院2022年底发布的《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》确立了“辅助审判原则”，明确规定“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，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……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，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，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。”这回应了我提出的“司法尊严和法庭神圣原则”。“用户有权选择是否利用司法人工智能辅助，随时退出交互”，这回应了“保护当事人公平受审权原则”。而辅助审判原则正是对应我提出的“不依赖”原则。最高法院及时作出这一决定，可谓已将原则固化为不可逾越的“红线”。人工智能立法上，之所以需要把AI司法应用界定为高风险领域，这是因为司法是人类活动中最具有思想性和挑战性的活动，又关乎人本、人道与人权，法官对案件的思考与判断，无论何时都不应被人工智能取代。

　　孙笑侠：最高法院确立的司法AI的辅助性地位，要确保技术不偏离辅助属性、守住人的主体性，“能—智分合”模式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钥匙。应该构建“能-智分合”的分阶段式制度框架。要将司法AI的“能”（数据处理、类案检索、文书生成等标准化能力）与“智”（价值判断、自由裁量、伦理权衡等核心智慧）进行结构性分离。制度设计应强制规定：AI仅能在“能”的层面全权运作，提供证据校验、量刑建议参考等“半成品”；而涉及定罪量刑、事实认定等“智”的环节，必须由法官独立掌控，严禁算法黑箱直接输出裁判结果。这种“分合”机制，从底层逻辑上切断了技术越位的可能，将“辅助”从道德呼吁转化为技术架构上的物理隔离。

　　司法权是判断权，司法官是判断者。数字时代如何守住“人之判断”？在“能—智分合”理论基础上，具体的制度框架应包含三重刚性约束：一是权限清单制度。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禁止AI介入的领域（如主观恶性评估、公序良俗判断），确立“人类保留事项”。二是过程留痕与解释义务。要求系统必须记录法官采纳或拒绝AI建议的理由，若法官完全顺从AI建议而无个性化说理，系统应触发预警，防止“算法依赖”架空审判权。三是责任归属闭环。明确“谁签字谁负责”，无论AI建议多么精准，最终裁判文书的签署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倒逼法官保持主体审视。通过“能-智分合”的理论指引与上述制度的硬性约束，可确保智慧司法建设中，技术始终是法官手中的“利器”，而非替代法官的“判官”，真正实现人在回路、主体归位。

　　我认为，法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已不能满足数字时代法学和法治的要求，必须与自然科学交叉——异质型交叉法学才与这个时代相匹配。这就要求重视数字时代的科际法学。一方面，科际法学突破法学“近亲型”交叉研究，升级为“异质型”科际整合，因而它是法学方法论的急剧变革；另一方面，科际法学的优势在于探寻“可靠事实”、优化“法治方式”甚至通过建模创造良法善治工具，未来可能会更新或覆盖社会实证法学，因而引起法学范式的深刻革命。

　　孙笑侠：法学教育正面临迫切的范式变革。我们在法学院开设了数字技术、计算机编程、人工智能、伦理学等课程，但变革不只是增设课程，还涉及教什么、怎么教、学什么、怎么学。首当其冲的前提问题是法学院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？数十年来我们反复提倡培养“复合型”法律人才，诸如“懂法律、懂经济、懂英语”等等。在今天数字时代，复合型法律人才的要求与内涵在发生变化。它应该是什么？基于科际法学“异质型交叉”的特点，我以为，数字时代要培养“懂法律（根基）、驭技术（手段）、守伦理（底线）”的复合型法律人才。

　　数字社会，许多新问题无法用传统法律解决。法律人天然的保守思维，导致一种误解——用传统法律解释与类推处理新型案件。事实上，数字时代的法律漏洞不同于传统社会，用解释与类推不足以保护当事人权益。比如在线劳动者的加班费可以类推保护，但“离线权”涉及的是自由与尊严问题，任何解释和类推都无法解决。因此，我认为法律界和法学界应该回应时代，不能只抱着传统法律和法学当作经典或教义。这个时代更需要学法者从理论上去研究、反思、整理和填补，进而创造数字法的新原理与新制度。这应该就是法律人“手艺活”的特质与人的主体性吧。